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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這是個頗難回答的問題。因為香港人對於金耀基所說的這四種性格，都保留了一點點。
例如說閉固性人格，香港已經不是傳統的農業社會，而且香港人對新環境有極強的重新調整「自我」的能力，適應新環境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往往超乎外國人的想像之外。但是香港人仍然是循例重俗，頗為尊重傳統的；此外，香港人又多只知照顧自己的生活，而缺少積極的、主動的「參與行為」，尤其是參與社會活動的行為。所謂「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現象，在香港仍然普遍存在。只有在大是大非之前，香港人才表現出那種積極參與的勇氣，強烈表達出自己的意見（如六四遊行）。當然，經過十多年的公民教育，香港人主動參與社會的活動已經越來越普遍，例如參與政治，參與投票，以行使公民權等，在可見的將來，當新的一代慢慢成長時，這種傳統的閉固性人格，可能在香港人身上消失。
至於權威性人格，香港人比較獨立，人與人的關係，比較重視平等的原則，而不是從屬關係，但是仍然看重倫常，可以服從權威和長上。普遍地人人均樂於努力自強，有爭取成就的動機，有成就取向。至於安定社會的功能，則來自個人的積極進取和尊重法紀，因而使社會創造力大大提高。這也許是從農業傳統中經過英國的重法精神的洗禮所孕育的新的人格吧。
至於特重人情味這一點，香港人保留得最多。因為香港仍是一個重視家庭的社會，家庭對人的塑造力最強。在「原級團體」或「準親屬」的圈子內，香港人也是最富人情味，也和傳統的中國社會一樣，一出了親屬圈，人情味便變得淡薄了。雖然香港人重家族情誼，但並不是凡事重情不重理，而是人情味與事理兼顧。重人情味的結果，使人與人之間可以減少幾分暴戾之氣；重事理的結果，社會公理和公德的觀念也可以維持。至於為官者的枉「法」而徇「情」，這種例子已經少見（如九七年香港中學會考，有一名高級考試主任洩露試題予應屆考試的兒子，但瞬即被捕……）。明顯地，香港是處於一個蛻變的階段中，這也許是香港已經不是一個農業社會，而近百年來中西文化交融的結果，已逐漸在香港人身上體現出來。
至於面子問題，相信不單是中國人的問題，也是全世界的問題。這個世界上的人，似乎沒有那個不愛面子的，而且是促使人有所行動的重要動機之一。金耀基在本文中指出：傳統的中國人一向重禮，在禮教的教化下，因而有良好的道德修養和行為規範。他以為禮固然是一種通向道德的手段，但如果過份強調，則容易產生「儀式主義」而終於流於形式化，把手段變成目的，重視表面而忽略內容。由於禮是強力的道德規範，無人敢於違背，違反了禮是可恥與沒有面子的事；唯一可做到的是在表面上遵行禮節以保護面子。結果，形式主義的作用好像只在於保護「面子」，而不在於傳達禮的實質內容，與保證道德的實踐。重面子與重人情是中國人行為特徵，即使在今天的社會裏仍然可以體認到，這現象與中國人文化的深層結構有關。
對於這個問題，項退結說得比較清楚，他說：「中國人自古以來最尊重『仁義』的道德理想，也就與中國人對人格的尊重有關，亦即與『臉』有關。一個人無仁無義，就失去了他的人格尊嚴，也就是失去了『臉』。中國人之怕『丟』臉，實在也就是內在道德意識的表現。」可知「面子」本來就是榮譽感。中國人就是因為愛好「面子」，容易造作成愛虛榮而不務實際思想的惡現象；只愛面子而不要臉的人，表面看去是雍容謙讓，是「斐如君子」，骨子裏卻甚麼都不是。這種偽君子的表現，在香港這個爾虞我詐的商業社會中，就表現得相當明顯了。
重人情和要面子，是中國人性格中最顯著的兩點；重人情其實十分可取的，只要重情而不違法，人情是極之值得珍惜的。面子問題，是四種典型的中國人性格中最要不得的，因此，香港人在著重面子──即榮譽感的同時，也應該同時培養對人格價值的尊重。 ＊學生應每點列舉適當的例子，以加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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