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讀下列兩段有關中國科舉考試的文字:

一. 此制用意,在於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此項標準,一則求其公平,不容舞弊營私。二則求其預備之單純與統一,既避免經濟上之限制,使貧民亦有出身;又間接助長國內風俗教化之統整,以輔大一統政府團結與鞏固──來不斷的挑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使之參預國家政治。此制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選,可以免去代察舉制,必經地方的一重選擇。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會階級之存在──人民之優秀分子均有參政機會,新陳代謝,決無政治上之特權階級。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之向上──政權解放,民間因按年考試之剌激,而文藝學術普遍發展。

可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全國除去王室有永久之地位外,國家政權全部公開於民眾。

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各地域按名額獲得其進士參政權,而歷年全國各地士子雲集中央會試,對於傳播國家意識,交換地方情感,融鑄一體,更為有力。

這一個制度的根本精神,還是沿著兩的察舉制推進,並無差別──這是中國史意味深厚處。盛世的花朵,從同一根本上壅培出來──不過是更活潑更深廣的透進了社會的內層。錢穆《國史大綱》

 

二. (代)州舉里選之法(即察舉制),人材的標準是行為名節,選擇的根據是社會輿論;入仕的途徑是公府辟召,郡國推薦。科舉在事勢上只能著眼於文字,文字與一個人的行義名節無關;這便使士大夫和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脫節,使知識分子對文化無真正底責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的道德行為的文化精神,沉沒浮蕩而無所附麗。文字的好壞,要揣摩朝廷的好惡,與社會清議無關,這便一面使士大夫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可完全棄置其鄉里於不顧,完全與現實的社會脫節,更使其浮游無根;一面使朝廷再無須、亦無法,與社會共人才進退之大權。州舉里選的一點民主精神,因此一變革而掃蕩以盡。科舉考試,都是「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使士大夫日趨於卑賤,日安於卑賤,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工具。州里選舉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是由下向上生長;而科舉考試下的士大夫與政治的關係,則全靠天朝的黃榜向下弔了下來。做皇帝的由此而更存輕視天下之心,更獎借其專橫自恣的妄念。 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

 

這兩篇文字的論點有甚麼不同﹖對於錢穆、徐復觀的說法,金耀基《中國的社會》一文比較接近那個人的觀點﹖你又比較同意那個人的意見﹖為甚麼﹖

參考答案:

 

錢穆的《國史大綱》,對於中國的科舉制度,無疑是大力讚美,以為這個制度有下列優點:

1.客觀公平,不受經濟的限制,可以消融社會階級;

2.可以免去地方政權的一重選擇;

3.政權解放,可以不斷挑選社會上的優秀份子參預國家政事;

4.可似促進社會文化向上;

5.可以培植人民的政治興味而提高他們的愛國心;

6.可以促進全國團結。

 

徐復觀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命運》一文,所持的意見,卻和錢穆相反。他認為:

1.察舉制是以人的行義名節為標準,可說是一點民主精神;而科舉只著眼於文字。科舉考試的弊端,是使主要成就讀書人的道德行為的文化精神,蕩然無存。

2.文字的好壞,只須揣摩在上位者的好惡,使士大夫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都和現實社會脫節,使察舉制的一點民主精神,掃蕩以盡。

3.投牒自進,破壞士大夫的廉恥,把士人與政治的關係,簡化為一單純的利祿之門,把讀書的事情,簡化為利祿工具。

4.科舉考試,是由上而下,全靠天朝施恩,使皇帝更存輕視天下的心,破壞了察舉制由下而上的政治關係。

可知兩人的主要意見,在於對察舉制和科舉,有不同的觀點。錢穆以為科舉制沿察舉制而來,兩者並無分別;而對中國的政治,則有良好的影響。徐復觀則大力抨擊科舉制,以為既扼殺了僅有的一點民主精神,使士大夫再無社會責任感,讀書只為求取利祿。察舉制中的士大夫與政治的由下而上的關係變得是由上而下,使士大夫日安於卑賤,使皇帝有輕天下的心,助長了專橫自恣的妄念。這與錢穆所說的有選取人材、開放政權、促進文化、促進大統一與團結的說法相反。

 

金耀基的說法,可說是比較接近徐復觀的觀點。金耀基以為政府官員所形成的官僚治體是藉著考試制度而相當開放,同時因考試制度而入仕,卻不能就認為是開放政權。中國以前只有吏治,而無政治。二千年來的政治,都是由以皇帝為中心的官僚系統所獨佔,而這個系統則是臣屬於君主的。老百姓對政治始終漠不關心。徐復觀所說的科舉考試使士人缺乏社會意識,只知求取高官厚祿,得在上者的賞識,以為榮耀,自安於卑賤者多,而少有社會家國的責任感。這正是二人的意見所同處。

 

這三個人的意見,我比較同意徐復觀的意見。因為他的確能夠指出科舉考試的流毒。代士子中舉後,還需要經過禮部的考試,才可授官,因此政府官員的素質普遍甚高。但是自以來,考試一合格便即授官,少了代的量材而用的精神。於是考試由本來是取「材」的制度一變而為只以文字取「學」,士人終日埋首書本,只是作為求取功名富貴的敲門磚,功名既得,便只有盡心為統治者服務,而少有為社會人民盡力的意識。更演變為以「八股」取士,不但與先儒家的原意逐漸遠離,亦失去了開科取士的原意。於是君權日重,士人氣節日低,官員不啻是君主的僕役,卻又壟斷了治體;使中國的政治,始終不能脫離君主專政的模式。

 

所以顧亭林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龔定盦更以八股為有意斲喪人才;西人維特浮歌則推論考試制度非所以選拔人才,而是一種磨耗對帝王具有野心的青年之士的精心設計。三個人所說的都能指出科舉的弊端。至於徐復觀所說的察舉制具有民主意識,這一點其實似乎是過譽,在當時門第勢力的壟斷下,又有甚麼民主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