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讀下列兩段文字：

（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榖既沒，新榖既升，鑽燧取火，期可以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即汝）安乎﹖」

曰：「安。」

子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２）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你對這兩段話有甚麼意見﹖試分別說明。

　

參攷答案：

　

宰我和孔子對三年之喪各有不同的看法。宰我是從禮樂和經濟上看問題。以為如果君子三年不用禮樂，禮樂的規制便難以維持下去。再從經濟上著眼，以為舊穀已經吃完，新穀已經收成，取火用的燧木，在經歷了四季的改變後，又重新開始；事物的變化以一年為一個週期，所以守喪一年便已足夠。

　

孔子則是從人倫關係來看這個問題，以為守喪三年是應該的。一個人出生後，要父母提攜捧負三年，才可以離開父母的懷抱。一個對父母有孝敬之心的人，怎會守喪一年便會覺得心安呢﹖所以孔子責備宰我，說他對父母敬愛之心，連三年也沒有。

　

他們兩人所說的各有理由，其間的問題是，宰我為甚麼不同意三年之喪﹖顯然地，他所顧念到的，是除了親情之外，還有實際生活需要解決的問題。三年不用禮樂，禮樂制度必然難以維持；三年不耕，衣食就自然發生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孔子一樣，有人「束脩而上」，可以批評耕田種菜是平民的事，君子不屑去用心。

　

從兩人的對話中，我們看不到宰我有不敬愛父母的話，他只是反對守喪太久，影響日常生活而已。父母對待子女，恩深如海，為人子女的必然會永記於心，所以儒家主張「慎終追遠」，可以使「民德歸厚」。如果情勢許可的話，守喪三年，當然應該；如果情勢不許可的，只守喪一年，也是無可厚非的事。對父母的恩德，只要終身銘記；對父母之死，當然要盡了哀思，其實不必拘泥於守喪時間的多寡。

　

以今日的社會來說，生活節奏既急促而又繁忙，每個人都要為生存付出可觀的代價，為了保持自己的競爭能力，為了滿足成就感，守喪一年也沒有可能，豈不是現代的人，全部都不算是孝子﹖宰我是個比較能注意到實際生活問題的人，他的說法，並無不妥當的地方。禮節太繁，本來就是儒家的缺點，只不過宰我敢於當面指出來吧了。

　

父親偷了羊，兒子便去告發他，葉公說這是正直的行為，因為偷羊的確是犯法的事。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應該要維護社會公義，有人犯法的話，應該不別親疏，加以指正，以維護法紀。

　

但是孔子不同意葉公的說法，稱頂證父親偷羊的那位坦白的兒子為正直的人。反之，從孔子的立場，這位坦白的兒子，簡直是不近人情的人；不近人情，是儒家倫理的大敵，所以孔子認為怎可稱他做正直的人呢﹖

　

明顯地，孔子贊同「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所著重是在親情的可貴、人間的溫暖，而不在於是否維護法紀這個問題。英國、歐美的法律，規定幾等親之間不能夠相互為證，並不是怕他們串供，而是不希望父子的親情受到了摧殘。如果這種父子兄弟間倫常的親情崩潰了，有一天，父不能為子隱，子不能為父隱，人間溫暖的消失，法制就算是極之嚴明，又有何用﹖

　

再者，從中國儒家的立場來說，一方面既強調個人的價值自覺，另一方面又強調人倫秩序；而人倫秩序並不是從外面強加於個人的，乃是從個人這一中心自然推擴出來的。和這一個推擴程序相應的原則便是禮。這個原則一方面要照顧到每個個人的特殊處境和關係，另一方面又以建立和維持人倫秩序為目的；這和法的整齊劃一是大有出入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便是孔子以禮來調節法的一個實例，是為了引發竊盜者的「恥」心，強調個人的價值自覺。儒家極重個人的內省功夫，所謂「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竊盜者恥心被引發後，以後便不致再有相類似的行為。法只能夠在事情發生後來執行，以懲處犯罪者；而禮則可以在事情未發生前，使有意犯罪的人產生羞恥之心，而不敢觸犯法紀。

　

社會不能沒有法律，但法律不能真正解決犯罪問題。要人不致觸犯法紀，全憑那企圖犯法的人個人的價值自覺。如果每個人都有價值自覺，社會便可以建立更合理的秩序了。所以孔子以為「直在其中」──父子之間，互相替對方隱瞞，方才合於道義，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取材自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