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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 吳森《情與中國文化》一文中所說的「情」，包涵甚廣。作者認為：儒家所說的「仁」其實就是一種合乎禮義，發而中節的情感。這種情感與生俱來，但是如何表達，則有賴於後天的教育。在倫理方面來說：「孝」是子女對父母應有之情，「悌」是對兄弟儕輩應有之情，「忠」是對長上君國應有之情，「禮」便是表達情感應有的方式，「義」是情感表達恰到好處的規準；而「君子」是發乎情止乎禮的理想人格。論三年之喪，孔子責宰予不仁，就是譴責他對父母的無情。儒家維護孝的禮節，目的在提倡情感教育，來維持一般人的道德水準。孟子根據惻隱之心來解釋葬禮和棺槨的必須，就是因為人子對死去父母的深厚情意起源在人心的深處。「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孔子稱兒子頂證父親偷羊，簡直是不近人情。
在政治方面，孔子回答魯哀公之問時，提出以情治國的主張，孟子提倡王道政治。都是出於對人民的關懷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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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能把握人情的極致，把仁心發揚光大而無理障的，則是唐代大詩人杜甫。他描寫人情的深度，沉鬱頓挫，迴腸百轉；廣度方面，則包羅萬象。他不但表達出友情、離情，對時光無情的慨嘆之情，對世事難料而感到茫然之情，對一般貧苦大眾之同情；而他的《三吏》、《三別》，簡直就是惻隱之情的最質樸、最自然的流露。 中國人對情的重視，不只是對父母、兄弟、子女、夫婦、朋友之情，也不止是對一般大眾之情，而且是對死人有情，進而對古人有情。祭文是表達後死者對已死者的頌揚和懷念，悼亡詩是純粹對已死配偶的懷念和追思；例如潘岳的《悼亡詩》和元稹的《遣悲懷》，蘇軾的《江城子》等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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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國人人情豐富和所受教育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一九四八年，煤礦工人張某用茅草裹著妻子的屍骨，由東北徒步趕回家去，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中國人的情，也可以及於和自己全無親屬關係的人、已死的古人和他們的事蹟。如陶淵明的《詠荊軻》，寫盡中國人對聖賢豪傑的深厚感情的獨特氣質，杜甫詠諸葛武侯和王昭君的詩歌，更是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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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進一步指出，他所說的「情」和一般人所說的「愛情」大有分別。因為「愛情」可用「愛」字來代替，而「情」則不能。「愛」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愛」是以「關懷」及「顧念」為主（英文可用concern 一辭來表達），另一種「愛」是「探究」和「好新」的成份居多（英文可用 wonder 一辭來表達）， concern 和 wonder 正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西方人對自然wonder，產生了科學來征服自然。中國人重 concern ，成為世界上最講究社會道德的民族。作者所說的「情」，就是指「關懷」和「顧念」之情。 中國人對物也同樣有情，因為感謝天覆地載之恩，所以對天地有無限的感謝和崇敬之情，這是一種道德和宗教的意識。對自然物採取欣賞態度，這是藝術意識，視自然為有生命的機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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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者遠溯歷史，認為情的認識論在《周易》已開其端，論題當在「感通」這一觀念上，其中包括：人與人之間的感通，後死者與已死者的感通，今人與古人的感通，人與自然物的感通，由此而完成的自然無礙的統一體，就是人類崇高的情。 再與西方社會，例如美國，作一比較，作者指出今日的美國社會，個人主義流行，人與人之間沒有情的感通，主要是互相利用，大學裏師生的關係更為表面化及商業化，對於生人與生人之間的道路幾乎斷絕的問題，沒有一個西方思想家能提出切實的答案，連超越性的宗教也無補於事，物質的追求只會令問題更嚴重。作者認為，最可靠的解決方法，是向中國文化學習，重視倫理的關係和珍惜人情的價值。中國文化的情，是世界人類精神病的良藥，人類的幸福不能以物質來衡量。情是中國文化中最寶貴的遺產，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絕不可以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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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題其實是考問內容，應該是不符合設問原則的題目；在這裏擬出來，只是以防「萬一」而已。 |
| 吳森所說的情，是包括了對父母、兄弟、子女、夫婦、朋友、死者、古人、鄉土、歷史文化以及大自然的萬物的思慕愛惜，更包含著對這些人與物的關懷、顧念和珍重之意，是惻隱的仁心的自然流露。作者以為這是中國文化中的寶貴遺產，也是中華民族所不能失去的精神命脈，更可能是今日世界人類精神病的良藥。從這篇文字來看，作者的看法不能說沒有根據，也不是不符合事實；問題在於，以上所說的中國人的情感的表現，是否完全出自真情的流露，可以自由宣洩，抑或有所壓制﹖這是一個頗值得探討的問題。
單就儒家的人情觀來說，中國自先秦以來，已經不主張放任情感，以為應該有所抑制；例如孔子論《詩》，以為是「發乎情、止乎禮」的最佳典範；《中庸》所說的喜、怒、哀、樂、之發，必須達到中和，才可以使天地得以正位而萬物得以化育；宋、明理學家，教人要節情復性，去人欲以存天理。可知傳統中國人的情感的表現，見於中國詩文藝術之中的，儘管是滲透著深厚的情意，不管是喜、怒、哀、樂，還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往往因為禮教、名節、是非、利害、得失等的影響，而受到不必要的壓抑，不可以自然而坦率地流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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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所有民族之中，只有漢族最不能善舞能歌──在最喜悅的時刻，卻不敢放歌，不敢起舞，最能自我抑制，不使激動之情流露出來；否則便被認為是放縱、失禮。正如費孝通所說：「在這種社會裏，我們逐漸變得莊重了……莊重的結果，除了眼淚，我們的感情確實麻木的厲害。我們不易激動，相罵和咒詛代替了打架；我們不會歡呼，拍手時都不自然，冷譏和熱諷代替了雀躍。我們是這樣實際，利害、權衡、過慮、斤斤計較，使我們失去了感情暢泄旳滿足和爽快。因之，我們對於感情成了外行。」由此可見，中國人的感情的活動是謹慎、畏縮，委曲、婉轉，可說情感已經枯萎了。
再看吳森舉的例子，如孔子責宰我的不仁，潘岳、元慎的悼亡，煤礦工人懷抱妻子的骸骨歸故里等，與其說是「情」的表現，不如說是「道義」的承擔。在吳森所說的許多例子中，中國人所嘉許的，是惻隱、憐惜之情；其餘的喜、怒、哀、樂，愛、憎、好、惡，都是受到壓抑而不得自然的。反而不如外國人，尤其美國人，所表現得如此率真而熱烈了。我以為，情感的表現應該出於自然，不必抑制，也不可太過，才算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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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吳森所說中國文化的「情」，是世界人類精神的良藥，這句話雖然不是沒有道理，在今日的工商業的社會中，人人都在為利益而爭奪時，如果能提倡一下道義，的確可說是一劑醫治人類精神病的良藥。但是西方的個人主義，自然有它存在的文化背景。在西方社會，個人自少便接受強調獨立自主的訓練，培養創造力與獨特性，維持人際間和諧關係居於次要，更重要的是維護個人特點的表現與個人利益；所以父母會教導子女如何去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思想，如何去表現自己的情緒與行為。個人的表現與利益既居首要，人們不免互相競爭與衝突，以期獲得最多的表現與最大的利益。因此，西方人自少便學習以他人為競爭的對象，而非謙讓的對象。角色期望與角色行為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建議性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是個人的成就和自我的表現。父母必須強調子女的成就訓練，使他們養成凡事追求優越的心理需要，及做事獲得成功的技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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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西方人其實一樣重情，西方人普遍信奉宗教，在同一宗教團體之內，往往能表現出互助互愛的精神，而且沒有中國的倫理階級等差的分別。如果要以中國文化的情來醫治西方的精神病，即是要西方社會同化於中國傳統社會之中，這似乎不是三言兩語即可以湊效的事，我們不如說，在中國走上現代化的同時，除了要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之外，還應該要保持中國人重情的特點，這才比較有實質的意義。吳森精通中、西哲學，卻有如此偏狹的抑人崇己之論，不免失於過份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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